安徽省祁门县闪里镇的铜锣湾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，这里峰峦叠翠，碧水回环。村里矗立着一座青石碑，石碑中央四个大字“王地陈坟”十分醒目。石碑上方刻有“高大爷钧判”五字，左侧刻有“万历拾年柒月初十日立”。此碑至今已有五百余年历史。石碑背后也承载了一场历经六百余年的诉讼官司。

　　忠仆守墓

　　唐乾符年间（公元874年一879年）黄巢军入江东，琅琊王氏后裔王璧与女婿郑传召集乡民抗争，因屡立战功，王璧被吴王杨行密授为检校兵部尚书，累加银青光禄大夫、金紫光禄大夫。杨行密死后，其子杨渥继位，但杨渥荒淫无道，王璧也被贬为祁门县令。随后，王璧以“年事已高”为由退隐祁门县。跟随王璧退隐的有一个名叫陈迪的仆人，他早年跟随王璧四处征战。王璧念其为人忠厚便将婢女彭三姐许配予他。

　　唐乾化二年（912年）王璧去世，葬于桂下乡安定都文溪社湾坦（今祁门县闪里镇铜锣湾）。墓前按规制配置石兽、翁仲、华表，有享堂、碑亭等，王璧子孙购置墓场田地，占地四百多亩。因王璧九子二十三孙皆为显宦，分处八郡一十八县，大多不能来前尽孝守灵，于是，陈迪受托在墓旁盖了间茅草屋守墓久居，墓地日常均由陈迪打理。

　　墓地被毁

　　光阴荏苒，到了宋绍兴年间（1131年一1162年），陈迪后裔违背守墓祖训，将草屋附近的墓场“日垦月耕”据为己有，并陆续把陈迪和陈氏先祖葬于此，将王璧墓“毁削殆尽”。

　　宋宝佑乙卯年（1255年），朝廷倡导旌表忠臣，祭奠显祖。祁门县高塘村王璧后人王元义闻讯后，就将王璧的事迹上报州府，请求帮忙修缮王璧之墓。得到批准后，王元义收回王璧墓地、山丘地一亩、平地四亩三角二十步。

　　宋元兵燹之乱，王璧墓园又荒芜。到了明洪武九年（1376年），朱元璋下令旌表史上功臣，徽州府上表“保障乡闾”功臣名册，王璧位列第一。祁门高塘王氏子孙王胜孙、王伯万等再次上奏府县，“竭力复得”墓地一十五亩二角。

　　明成化、明弘治（1465年一1505年）年间，因王璧墓地缺乏管理，墓场及地丘荒芜，被陈氏后裔陈容保“窃踞拜堂”占地建房，导致多起纠纷，均以高塘王氏败诉告终。

　　明正德甲戊（1514年）三月初九，祁门县高塘王纶、王敬、王冕率子孙二十六人扫墓祭拜，发现陈容保又在王家祖坟地建屋，即“愤懑填胸”，立刻赶赴祁门闪里桃源村与陈玺、陈璞理论，陈家理屈词穷又见王家人多势众，便回复“三月十二日回话”。

　　到了三月十二日，陈家答复“不允退业”，即房不拆、地不退。此时，王氏家族意识到事态严重，为阻止陈氏家族的行为，商议由王舜臣“修书告之”歙县岩镇、祁门历溪等地宗亲，于三月十九日前来璧公墓前商议解决此事。

　　三月十九日，“得信风闻者”2000余名王氏子孙齐聚墓场约陈家理论，陈容保见状，自知理亏，便拆除小屋。“众见其服罪输情”，遂主动提出补贴陈家拆房的银两。

　　但数日后，正在为陈家准备补贴银两的王家却收到诉状：陈容保之子陈廷萱向县衙告状，称王氏一族“人仗势众”侵占陈家田地。三月二十七日，王珙向县衙申辩，指责陈廷萱混淆事实，是“诬告”，并出示谱牒方志和土地鱼鳞图为证。

　　五月初四这起案件由巡按御史吴公亲赴当地勘验，并查阅大量祁门县方志和王氏、陈氏族谱，查明璧公墓园历史渊源和纷争来龙去脉后，下判王氏胜诉。并行文督促祁门县知县康公遂令陈容保退还盗葬墓地。至此，事清案明。

　　可到了明万历年间，璧公墓地纷争又起波澜。

　　明万历九年（1518年），朝廷下发政令要求各地各族清丈墓地，“清理疆界”。十月初八，祁门鸿村及江西勒功等地王氏宗亲，相约到璧公墓清丈墓地。当1000余人来到墓地时，发现墓地荫木被砍，墓地被破坏被盗葬。众人忙询问墓场管理人陈新道，其辩解称，璧公墓邻墓为杨氏祖墓，盗葬可能系杨姓家族所为，并称陈氏后人不可能用他人挖的墓穴葬先祖。

　　立碑息讼

　　数日后，高塘村王氏后人王大儒、王子玉等觉得事情蹊跷，他们上告县衙。知县查清这桩盗葬墓穴案“罪魁祸首”正是陈新道等人。陈新道等人为达到霸占“龙脉”目的，伪造册簿，将王璧墓所在的“湾坦”改为“汪村”，将离王璧墓较近的王氏墓地主王胜孙改为杨胜宗，又在王璧墓后挖墓穴，葬入陈氏先祖，却对外谎称是杨氏所为。

　　真相大白，祁门知县张侯、徽州府知府高侯、按巡院代巡蔡侯“三堂会审”后，“洞察陈奸”作出“明界还地”判决：“璧公墓居中，坐西面东，坟前地四亩；东至畔下陈地；北至陈大济墙脚及地；南至陈坟堑及地；坟后地北边直进六十六步界外系陈坟及地；南边直进六十六步界外系陈地；西边横过四十步界外系董天隆地。前后共计地二十五亩，定界画图。”

　　同时，为防止节外生枝至滥讼不断，责令陈新道立“王地陈坟”（意即此处是王家的土地，陈家的坟地）石碑于诉争墓地处。“于本年（万历十年）七月十六日立碑定界，事遂结案收卷。”

　　为免日后再起事端，在祁门知县主持调解下，王陈两家族又到祁门县小路口立约订盟。陈家在和息文约上签字画押，盟誓陈家今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。“王地陈坟”石碑竖立及诉讼终结前后历时一年，直至万历十年（1582年）十月初八日终结，至此这场历经五百余年的纷争真正落下帷幕。

　　繁讼难休

　　明崇祯年间（1628年—1644年），陈氏后人陈子卓又因租种、佃息等事“构衅生讼不断”，多次上告祁门县衙，由于“王地陈坟”案裁断明晰清楚，诉请均被驳回。陈善道、陈化龙、陈宏之、陈思哲等人又怂恿地邻陈天盖，伪造陈姓佃户文约，以订立和息契约为幌，上交祁门知县宋公，企图翻案。宋公审理后查明证据显属不实，遂驳回。

　　清顺治九年（1652牟），陈氏后人陈文象觊觎璧公墓园丘地，将“王地陈坟”石碑移至陈姓地端当作界碑。又串通其叔陈云、陈胜、陈时，将墓园丘地分十二块，并盗伐价值千余金荫木二百余株外售。王家获悉后“揭贴遍告同宗”，并诉至祁门知县张公处。张公审后判决：拟杖责罚，责令陈文象将所盗石碑还立原址，所盗树木还归王文光收领。

　　清乾隆三十年（1765牟），陈氏后人陈定生等人炮制与陈文象同样的作案手法，“捏造伪契，自盗自首”，将“王地陈坟”石碑“妄指为界碑”，将所盗伐璧公墓地树木卖与宗亲陈鹰。王氏后人获悉后，再次告至祁门县衙，知县李公根据顺治十年勘验结论，作出裁判：“陈坟系盗葬王地乃免迁之坟，且立有‘王地陈坟’石碑，则陈姓有坟无地；陈定生垂涎树木，陈孔仪、陈士治伪造白契；照例责惩，涂销白契，其树木变银若干，着王大治具领。”

　　乾隆三十四年（1769年），祁门县衙收到陈氏后人陈孔仪诉状，状告王氏后人王正音所葬坟地侵占陈家土地。双方争辩不休。知县徐公详览历朝文卷、黄册、鳞册，查清案情后，裁决陈孔仪等“不得再行越界盗伐”，案结归档。

　　该案反复历经六百四十年之久。《新安琅琊王氏统宗世谱》由此感叹：“纵观璧公墓地侵复史实，自宋迄清六百余年，逝者如斯。”正如光绪十四年编纂绩溪《南关博叙堂宗·卷八·家训》所写：“古来那有因讼得地而昌盛的？惟有已葬祖坟命盗等事不得不讼。其余田地银钱都算小事，不必结讼……一切小氛致讼，至于破家荡产辱身失名，自害害人到后始悔，何不早先思量。”

　　掩卷沉思

　　这起王陈两家墓地纷争案，历经六百余年，时空跨度之大、繁讼之长、两家涉诉人员之多实属罕见。究其因，一是跟徽州当地山多地少环境相关。康熙《徽州府志》记载：“郡之地隘，斗绝在其中。厥土骍刚而不化，高水湍悍少潴蓄。”徽州崇山峻岭，人众地稀，坟地纷争成为徽州讼事主要特征。二是对于“聚族而居，尤重先茔”的徽州宗族来说，为了强宗耀租，“不仅求安，且欲以求福利”（康熙《徽州府志》），十分注重祖坟的风水。“祖坟荫木之争，辄成大狱”（清赵吉士《寄园寄所寄》）。正如明万历年歙县县令傅岩在其《歙纪》中所记载那样：“徽尚风水，争竞侵占，累讼不休，……结而复起。”三是徽人好讼喜辩习俗所致。徽人认为“是非不辩不明”，无论何事，总喜争论，致使健讼盛行。“动辄呼冤，其声骇听。及唤至面讯，无非细故。”（清吴宏《纸上经纶》）。

　　不过，透过这纠纷案的断案过程，不难发现不同时期裁判官的审判技巧和断案智慧。

　　其一，明断巧判，兼顾各方利益。对这起时间跨度长的纠纷案件，裁判官首先尊重讼争史实，经过查方志，阅族谱，寻故人，勘现场，查明璧公墓虽经数百年沧桑，几度荒废几度复兴，但“王地”证据确凿，裁判官裁断讼争墓地归王家所有。不过，守墓人后裔子孙盗葬耕垦年久月深，让陈家将百年祖坟全迁不合情理，否则易酿成新的纠纷。所以，裁断既要明确是非，彰显道义又要注重现状，避免节外生枝，激化矛盾。祁门县、徽州府、按巡院“三堂会审”后，别出心裁地作出“王地陈坟”裁断，即争执墓地判属王家地，陈家坟茔判属陈家，均衡兼顾双方利益。

　　其二，立碑划界，辨明是非曲直。立碑“王地陈坟”，一方面明确王陈两家墓地权益范围，为判断是非曲直给出明断，另一方面，通过“王地陈坟”碑宣示，禁止后续“盗葬”行为，为预防纠纷制定了评判依据。“三堂会审”判决还详尽划分了璧公墓地具体面积，消除了纠纷隐患。

　　其三，订立和息契约，预防后续讼争。以陈家甘罚承诺形式来明确是非，彻底避免了后续纷争。此案明断巧判，对当下诉源治理和预防纠纷的产生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。

　　（作者：安徽省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郑 刚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