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太祖朱元璋在位的洪武年间（公元1368年至公元1398年）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繁荣昌盛，被后世称为 “洪武之治”。康熙曾五次前往南京明孝陵谒陵，还亲笔题写“治隆唐宋”并树碑于明孝陵前，这是对明太祖时期综合国力的评价和肯定。

　　确立农工商全面立法

　　元末明初，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，人口也大量减少，经济处于全面崩溃的状态。朱元璋认为，天下初定，财力困难，就像刚会飞的鸟不可拔其羽，才种的树不可摇其根，必须采取安养生息的政策。

　　在恢复和发展经济中，明初将发展农业放在首位。为了保证农业第一线有足够的劳力资源，朱元璋通令全国，禁止贩良为奴，禁止人身买卖。不得蓄养奴婢，所养的奴婢一律释放为良民，以解放劳动力，投入生产。凡因饥饿而典卖为奴者，由朝廷代为赎身。这些政策的实施，使得社会增加了庞大的劳动力大军。同时，颁发《克复北平诏》，诏书规定：“避兵人民，团结山寨，诏旨到日，并听各还本业。若有负固执迷者，罪在不原。”这使许多逃户回去投入生产，对社会安定、发展生产起到积极作用。明初多次大规模兴修水利，整治堤岸塘堰，疏浚河道，并专门设置了掌管水利的营田司。至洪武二十八年（公元1395年），府县计开塘堰40987处，浚河4162处，修陂渠堤岸5048处，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。

　　大力奖励农桑。明初要求考核地方官员时，必须把培训及种植桑、麻等作为具体内容。否则“论拟违制，杖降罚”，即以违律论处，还要杖责降职。积极提倡桑、麻、棉花等经济作物的种植。凡天下卫所屯田军士“人树桑、枣百株，柿、栗、胡桃之类，随地所宜植之”。至洪武二十八年，全国栽种的桑、枣、栗、胡桃等果树多达10亿株以上。一系列措施，使经济作物得到大量种植，既增加了农民的收入，也为手工业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原料。

　　重视工商业的发展。明初对工商立法明确、具体，规定各地匠户实行进京服役轮班制，每三年进京服役三个月，其间可免除家里的其他徭役，实行计日给钞，“量其劳力，日给钞贯”。匠户制度的改革调动了匠户的积极性，手工业便逐步复苏和发展起来。明初工商业管理也非常严格，律例对棉纺织业、制瓷业、矿冶业和造船业等产品的质量和规格要求十分具体，并对盐、茶采取官营专卖的政策。同时，人口的增长也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，为整个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。

　　大力推行屯田政策

　　朝廷调整土地配置，实行计民授田，并鼓励有余力者尽力耕垦。

　　屯田主要有民屯和军屯两种。民屯按照移民的不同来源分为三种形式：“移民就宽乡，或招募，或罪徙者。”“移民就宽乡”就是将地少人多地区的农民移往地多人少的地区去垦荒，这种民屯效果最为显着。“或招募”是招募民众屯田，招募的对象主要是“流移未入籍之民”，即流民。洪武二十二年“上以山西地狭民稠，下令许其民分丁于北平、山东、河南旷土耕种”。“或罪徙者”即迁徙罪犯屯田，这种民屯有很大的政治目的，罪犯多迁往两广，洪武五年明太祖“诏今后犯罪当谪两广充军者，俱发临濠屯田”。

　　军屯是让卫所士兵屯耕自给“且耕且战”。明朝建立后，在内地和边境普遍设卫开屯。军士屯田以“分”计，每军一分，每“分”一般是五十亩，也有百亩、七十亩、三十亩或二十亩不等，依屯地肥瘠、远近的实际情况而定。军屯的耕牛、种子、农具由政府供给。当时军屯面积占全国耕地的近十分之一。军屯的施行，对经济的恢复、土地的垦殖，特别是边疆的开发、军粮的供应起到了积极作用。

　　此外，商屯也相当盛行，政府以买卖食盐的专卖证作为交换，让商人将粮食运往边疆，实行“开中法”以确保边防的粮食需求。这些措施使得过去很多饱受战乱损毁的地区恢复了生机，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。

　　建立实物经济机制

　　据《明史》记载，鉴于历史经验和当时国内缺少白银、铜钱的现状，明朝初年并没有“银法”（即用白银作为货币的规定），而是建立实物经济制。国家发给官员的俸禄以及朝廷与民间的交易主要以实物为主。为减轻百姓负担，明初借鉴了唐代两税法征收田赋，实行实物征收制，百姓可以缴纳米、麦、绢、丝、棉布、麻布和大明宝钞。在朝贡体系中，明朝初年将丝、瓷器、棉花、茶等赏赐进贡国，换来所需的苏木、香料等特产。

　　朱元璋推行货币改革“始诏中书省造大明宝钞，令民间通行”，同时，“禁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，违者罪之”。这一钞钱并行制度下的钱法，是服从于朝廷以钞为主、以钱为辅的货币流通政策的。至洪武二十六年（公元1393年），民户达1605万户，人口数量达6054万人，垦地面积达850万顷，国家财政收入远超宋元时期。

　　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，手工业和商业的日趋繁荣，为明朝中后期经济的发展、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，国库充盈“下逮仁宣，抚循休息，民人安乐，吏治澄清者百余年”。

　　（作者：山东省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朱会良）